南京拟斥数千万元整治屋顶色彩 市民质疑

台鐵方面則表示是因為工程延宕，該系統為畫面監測加人工智慧判讀，為提升準確率因此花較多時間測試。

以核災、核子武器試爆、或核電廠排放水為例，即使明知會導致人造游離輻射增加，但也不可能100%去除，而天然環境中的輻射也通常無法去除，ICRP只好創造出「既存暴露情境」，定義為把既存的天然輻射跟人造輻射相加，提供參考值，一般公眾每年範圍在1-20毫西弗。至於，游離輻射的致癌率，也已經印證在客機機組人員身上。

[2] 因此，台電公司1982年起陸續把低放射性廢棄物運往蘭嶼直到1996年，表面說的「暫放」卻變成「長期」持續貯放。以台灣過去1992年起媒體陸續揭露的輻射屋事件為例，經過自救會、環保團體與熱心學者、民代多年奔走協調下，中央政府直到2018年，才把輻射屋居民免費健康檢查的標準由每年吸收5毫西弗改成比照ICRP「計畫暴露情境」的1毫西弗，而這其實也等於把輻射屋居民比照為ICRP認定的核電廠附近居民，這是否為合理的類比，此處暫且不論。此處高放射性廢棄物的定義方式與我國法規略有不同，可能包括一些我國定義的低放射性廢棄物。要注意的是，「計畫暴露情境」不包括醫療行為跟天然輻射。而蘭嶼核廢場也曾被監察院糾正管理不善損害勞工健康權益。

文：蔡穎杰（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研究員、德拉瓦大學能源及環境政策博士） 2021年8月我國即將舉辦「重啟核四」公投，有鑑於網路上流傳甚多錯誤的輻射安全資訊，本文簡單介紹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所制定的2007年版本輻安標準（參見ICRP Publication 103），以及若干輻射安全相關史實。另外，將屬於「計畫暴露情境」的蘭嶼核廢料場的輻射數值（姑且不論測量有無錯誤），拿來跟一般正常環境相比，也是錯誤類比，更何況蘭嶼達悟族過去也是在未經自願同意下，被政府強制變成「核設施附近的居民」。」 明明是她受盡無數委屈，但最後一刻仍然選擇用這種溫暖的方式做回應。

我承認最早的我是對外籍移工充滿歧視的，畢竟出生在既得利益者家庭，加上資本主義社會擁有的競爭特性，使我認為「有能力的人才有辦法過上好生活，沒能力的只能去幫傭做工。最近一位離開家中的移工姊姊是維真（化名），維真同樣來自印尼，她會講英文但中文不好，於是一個禮拜回家一次的我，成為移工姊姊與外公、外婆間的溝通橋樑2019年，曾經當過空姐的知名作家李牧宜，撰寫了一系列她前往印尼探望曾經在她家中服務過的移工安妮及伊卡的文章，之後有媒體將這段過程拍攝成報導影片，我看到影片中李牧宜與安妮、伊卡有說有笑、宛如姊妹的畫面，再次觸動我的內心，原來，主僱之間也可以是這種相處模式。我想起了Coco、想起了那位不知名的阿姨、也想起了邊泛淚邊講著「妹妹，對不起」的維真，因此才有這篇文章出現。

接著來到家中的是一位較年長的女性，同樣來自印尼，我對這個阿姨的印象就稍顯模糊了，因為我已經升大學，待在家裡的時間變少，只知道外婆常與這位阿姨有爭執。」但隨著逐漸長大、逐漸與家裡的每一位移工阿姨/姊姊接觸後，我慢慢發現，小時候的想法不盡然是正確的。

對於外婆的情緒勒索，我們只能選擇包容，包容到最後甚至演變成麻木，成為一種家中的日常 ── 每個星期我們家都要重複聽外婆講著同樣的抱怨，這些抱怨都是針對維真，當然我們都知道外婆的性格，所以私底下不會去怪罪維真。維真待在我們家的兩個月期間，我每次與她溝通都感受到，維真並不認為她的角色與我們是平等的，她總是頭低低的迴避我的眼神，每一次都等到家中所有人吃飽飯，她才願意出來吃飯。我承認最早的我是對外籍移工充滿歧視的，畢竟出生在既得利益者家庭，加上資本主義社會擁有的競爭特性，使我認為「有能力的人才有辦法過上好生活，沒能力的只能去幫傭做工。最近一位離開家中的移工姊姊是維真（化名），維真同樣來自印尼，她會講英文但中文不好，於是一個禮拜回家一次的我，成為移工姊姊與外公、外婆間的溝通橋樑。

」 明明是她受盡無數委屈，但最後一刻仍然選擇用這種溫暖的方式做回應。我還記得最後一次與維真的對話內容，當時我原本還在跟她溝通家中採買食物的頻率及情況，也像往常一樣，我偷偷問她與外公、外婆溝通上有沒有什麼問題，她連忙回答說沒有，我說外婆確實比較情緒化，希望她不要介意，她笑笑回說：「妹妹，謝謝妳。」但維真連忙說：「沒有的，妳的家人們真的都很好。這些事情我從小就司空見慣，但對於來到我們家工作的移工阿姨來說，是一種沉重的情緒壓力，最終也因為這樣，阿姨在外婆的不諒解下離開了我們家。

」 繪圖：Hilda 兩分鐘的對話中，這句話縈繞了不下十次，維真的每一聲道歉，都讓我整顆心糾結不已，那種心酸的感受很無力、很無助，我告訴她：「我們全家人都沒辦法處理外婆的情緒問題，妳卻得每天不斷去承受這些，該感到抱歉的是我們。這樣的情況大概維持了兩個月，維真最後也離開了。

台灣老一輩的人習慣稱呼外籍移工為「菲傭」、「印傭」、「外勞」，既是傭又是勞，他們的工作對本國人而言就是低下的、容易被取代的，僱用移工的雇主成為資本主義下的既得利益者，很難對移工的處境與待遇感同身受，而當頤指氣使的雇主是家長時，言行舉止時常影響家中孩子的價值觀形塑。維真說她四天後就會離開，我連忙問，仲介有沒有幫她安排其他工作了？她說有，當下我寬心了些，但心中仍充滿歉意，結果維真反而先開口說對不起，因為她答應要買聖誕禮物送兒子，她不得不立刻尋找下一份銜接的工作，最後她不斷地向我道歉。

本文獲移人授權刊登，原文在此。文：王薇｜繪圖：Hilda 回憶我人生初次接觸到外籍移工，是家中請了一位看護幫忙照顧年邁的外公，這位來自印尼的姊姊叫做Coco（化名），印象中年紀不到25歲，卻已結婚當媽媽了，Coco的老公同樣身為外籍移工在彰化工作，夫妻兩人因為工作關係，一個月只能見面一次，孩子則留在印尼老家由其他家人代為照顧。外婆年紀比外公小13歲，年輕時習慣被外公呵護，造就外婆愛爭風吃醋的小女人個性，不允許外公與其他女人有接觸。維真、Coco、以及其他曾經在我們家待過的印尼姊姊/阿姨們，與我們一樣同為人生父母養，她們來到異鄉後如此努力工作、認真生活，還必須時常承受社會的異樣眼光、必須在職場付出大量情緒勞動，卻鮮少能擁有身而為人的尊重。雖然我已經沒機會像李牧宜那樣去印尼探望她們，但我暗自在心中許下承諾，從今以後，我願意對每一位接觸到的移工都抱持著溫柔的同理心，以及給予她們身為人的尊重。離開前，我拉了拉維真在整理冰箱的手，跟她說再見，希望她可以到更好的雇主家中工作，她轉頭向我道別，映入我眼簾的是她那雙早已泛紅、卻不敢讓淚水滴落的雙眼

出版業一年一度的盛事「台北國際書展」的實體活動，已連續兩年因爲「COVID-19」（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以下簡稱武漢肺炎）疫情不得不停辦。國際書展也具備了交流、銷售，甚至是研習課程等多樣的價值。

然而有些出版社並沒有因此沉寂下來，「獨立出版聯盟」、「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以及眾NGO團體在4月1日到6日重新集結，於松山文創園區5號倉庫舉辦「讀字公民書展」（以下簡稱公民書展），是疫情期間全台最大的書展活動。此次公民書展特別邀請的參展單位有兩間特別引人注目，就是「好初早餐」與「詹記麻辣火鍋」。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潘柏翰 公民書展活動現場的擺設與佈置。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潘柏翰 位於公民書展活動現場的「好初早餐」攤位。

但因為在國際書展租的場地較小，逛起來的感受就不會像這次來得舒服。劉霽表示，只要內容可以散播出去、能夠賺錢，載體的形式都可以接受。陳夏民表示，在疫情流行期間，公民書展如此規模的展出，或許值得出版業投入心思研究。陳夏民提及，獨立出版社很在意實體的交流，不論是讀者對書籍的意見，或者是幫助出版社了解讀者的輪廓，都會有幫助。

這一次書展也邀請Readmoo電子書參加，希望讓讀者有更多元的閱讀體驗。詢問陳夏民這兩間業者參展的原因，他表示一方面書展現場出版夥伴們的飲食需求的確是考量之一，二來是他們也在思考如何讓自己喜歡的品牌加入。

」但今（2021）年的形式使得他們得負責所有外圍的事情，包含進場以及防疫管控，以及實名登記等行政流程，「一個大型展覽該做的事情我們都得做，雖然規模無法與國際書展相提並論，但這些事情得自己處理時，工作量就變得繁重許多。相比國際書展以及公民書展，陳夏民表示，國際書展的參與相對來說簡單一些，「出版社只要照顧好自己租下的攤位即可。

《關鍵評論網》在活動現場採訪了獨立出版聯盟的秘書長陳夏民與理事長劉霽，兩人分別也是逗點文創結社以及一人出版社的負責人，與我們分享他們對國際書展重要性的觀察，以及又是如何催生了這次的公民書展。他認為對獨立出版社而言，很需要能夠與讀者有面對面交流、互動的機會，對獨立出版社比較有幫助，同時也是一種鼓勵。

陳夏民也表示，許多出版社為了在書展期間銷售新書，因此印書量會很多。Photo Credit: 呂長霖攝影、提供 公民書展現場的講座分享，照片為詩人翁文嫻分享其新作《間距詩學》。另一個較為私心的原因，陳夏民表示這兩家業者的創意以及和不同品牌合作的能力也強，透過參展的方式讓他們和出版業有些交流、互動，說不定未來會有一些意外的火花產生。陳夏民則補充，獨立出版社嘗試電子書的比例其實也很高。

陳夏民也分享，出版社也可以藉此了解讀者樣貌，進而打造親近讀者需求的文案包裝。陳夏民表示，這兩家原先就是知名的店家，如今出現在書展現場，也會引起讀者的好奇與討論。

然而，若沒有了書展，這些新書突然湧到市面上，店家除了難以快速消耗之外，也很難好好介紹這些作品。對線上閱讀樂觀其成，實體書展重要性反而更為凸顯 疫情流行期間，縱使台灣受到疫情影響的程度不大，電子或是線上閱讀的趨勢仍因此增加。

」 陳夏民表示，因此在疫情期間沒了國際書展所導致的銷售缺口，的確是難以彌補的，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陳夏民提及，公民書展的設計其實過往在國際書展裡也都有類似的主題佈置，讀者也都滿喜歡的。